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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政學人專訪吳心伯教授——學者"外交家”的政策關懷

    發布者:毛曉君發布時間:2021-11-15瀏覽次數:485

    編者按

    國政學人新一期“名家訪談”重磅發布:國政學人專訪吳心伯教授。吳心伯教授是中國美國問題研究和中美關系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也是深度參與中美國際交流,為國家政策咨詢提供智力支持的“學者外交家”。歷史學的學術背景為吳心伯教授的研究打上了怎樣的烙???中國和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呈現出哪些差異?美國社會和中美關系正在經歷著怎樣的變化?青年學者在學術道路上又要注意在哪些問題上“避雷”?吳心伯教授圍繞學術經歷、學科評論、美國研究和青年寄語等四個話題向我們分享了他的感悟、觀點和期許。在此,由衷感謝吳心伯教授對國政學人的支持!

    “國政學人·名家專訪”第六期

    國政學人專訪吳心伯教授

    吳心伯

    嘉賓:

    吳心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外交部第四屆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約專家,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上海美國學會會長,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所長。擔任《美國研究》、《國際展望》、《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以及美國《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英國《歐洲國際安全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學術刊物編委,英國《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國際顧問,主編《美國問題研究》和“21世紀的美國與世界”叢書。曾任世界經濟論壇“地緣政治風險”理事會副主席(2012-2013)、主席(2013-2014),現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理事,三邊委員會會員,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中國委員會委員。

    采訪:

    衛藝璇:國政學人特約記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20級博士生;

    吳虛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19級博士生。

    第一部分 學術歷程

    國政學人:吳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國政學人平臺的專訪!首先我們想圍繞您個人的學術歷程來聊一聊。我們注意到您最早是學歷史學出身,之后才轉型做國際問題研究。請問老師您認為歷史學的學術背景及相關學術訓練對您日后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帶來了哪些幫助?又給您的研究打上了什么樣的烙???

    吳心伯教授:謝謝提問!首先,我認為歷史學的出身和背景對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偏好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比如我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特別注重對事實的充分和準確把握,特別是關注事件的全貌和細節,然后在研究的時候憑證據說話,持之有據。另外就是非常重視因果關系的判斷。平時看問題也比較有歷史感,關注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會就事論事,浮于表面。所以,歷史的學術背景給我的研究帶來的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偏實證研究,也就是說注重對國際關系中的問題本身的研究,從問題出發來發現真相、探索規律,而非依靠理論演繹。

    比如我關注的兩個重點研究領域——美國亞太政策和中美關系。我對美國亞太政策的研究就很重視美國亞太政策本身的邏輯、政策變化的動因、演變規律、演變軌跡以及演變帶來的影響,這都是一些比較“實”的問題。對中美關系的研究也是如此,我重點關注不同時期中美關系內涵的變化、中美互動模式的變化以及中美互動過程的演變,等等。

    如果說歷史學背景給我帶來一些不足,那可能在于在實證研究基礎上不太注重理論框架的構建。我覺得我的研究不是要解決理論構建問題的,而是揭示真相、發現規律就可以了。

    國政學人:我們注意到老師您參加工作后就廣泛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和對話,1994年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做訪問學者可以說是首次經歷。此后,您也曾于美國斯坦福大學、布魯金斯學會、和平研究所、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等多家學術機構任研究員或訪問教授,也曾數十次赴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德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訪問、參加學術會議或進行講學,還曾擔任過“達沃斯論壇”的發言嘉賓,可以說有著豐富的參與國際交往的經歷。請問老師這種參與國際學術對話與交往的能力應該如何培養?您認為參加國際學術對話對自身發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吳心伯教授:參與國際交流和對話需要幾方面的能力。首先是表達能力。表達能力既包括外語能力,也包括表達的技巧、話語邏輯(不同文化中話語邏輯是不一樣的)。第二是要把握國際對話的規則,這不僅包含明確寫出來的規則,也包括一些潛在規則。第三是足夠的知識儲備,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象,你只有與對方的知識體系能夠對接才能更好地把對話進行下去。

    那么要如何培養這些能力呢?從我個人經歷來說無非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要注意觀察、了解,觀察國際場合對話的方式、特征和規則。接下來就是要學習和模仿,積極參與進去。第三就是要鍛煉和提高自己。大概是這樣的三個階段。

    總的來講同國外政策界、學術界的交流和對話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其一是我能夠參與很多國際知名學者的研究項目,擴大了學術交往范圍,拓展了我的知識面,提高了我的研究能力,促進了我學術上的進步。其二是也督促我更多地進行英文的寫作和發表,用英文來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

    國政學人:說到英文寫作和發表,吳老師,您是中國國關學者中英文發表最多的學者之一,能不能請您以親身經歷談一下您是如何開始英文寫作的?有哪些心得與我們分享?

    吳心伯教授:我第一次英文寫作的經歷是1994年第一次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當時寫了一篇論文,我的指導老師哈里·哈丁教授看了文章之后建議我在美國發表,結果真的發表了。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給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應該是1995-1997年間我參加了美國東西方中心一個有關亞太安全問題的研究項目,后來這個項目還出版了一本書《亞洲安全實踐》,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負責其中的一章。那個項目當時找了亞太地區的一批青年學者,每人寫一章,然后也請了這個領域的一批資深學者來對我們的文章進行點評。當時我們先寫好論文,然后在夏威夷開了第一次會議,為期一周。每個人結合自己的論文發言后由兩位資深學者對我們的文章進行點評,之后是開放討論和問答環節。這次會議結束后我們有半年的時間進行修改。之后在新加坡召開了第二次會議,依然是每個作者發言,然后兩位專家點評,大家討論。會議結束后又是半年的時間修改,隨后文章被提交給項目的主持人。主持人又會再看一遍我們的論文,提出意見供我們進行修改。三次修改之后我們的文稿被匯總送到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社那邊又邀請兩位專家對整個書稿進行評審,我們再進行修改。這次修改提交給出版社后,文章進入編輯程序,編輯又會給你反饋意見,其中既包括技術性問題也包括學術性問題,我們再進行修改。所以你看一篇論文經歷了多少次打磨。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度地參與國際的學術交流。這次項目給我的訓練差不多相當于讀一個學位,給我的幫助非常大,讓我知道了英文的學術文章怎么寫,會怎么開,出版、發表的程序是什么,學術共同體是怎么互動的,有哪些或明或暗的規則等等。這些知識和經驗是課堂上學不到的,也不是坐在辦公室研究能獲得的,就是在學術共同體互動的過程中得到的收獲。

    那么如何培養英文寫作能力呢?在我看來,首先就是要去仔細閱讀、鉆研、解剖好的英文文章。當時我去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指導老師給我開了一個書單。其中有一些文章非常好,于是我就反復看,反復琢磨。第二,直接用英文寫作。我觀察有一些同學或者青年研究人員選擇先用中文寫作再進行翻譯,我認為這樣效果很不好,因為直接用英文寫作能促使自己盡早進入英文寫作的狀態,去習慣這一過程,從而獲得較快的進步;第三,盡可能地在英文的語境中學習寫作,比如如果你正在英語國家訪問學習,耳濡目染之下就比較容易進入寫作狀態。

    國政學人:我們注意到老師您的研究有很強的政策關懷,比如承擔政府部門下達的研究課題,率專家小組赴國外進行政策調研和政策宣講,提交高質量的決策咨詢報告。請問您是如何開始進行政策研究的?更進一步地講,進行政策研究需要什么樣的能力?

    吳心伯教授:我對政策研究產生興趣可能也與我的歷史學背景有關。首先,剛剛我們談到,歷史學背景注重研究問題而非研究理論。所以在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你首先會產生好奇,比如(拋開書本)真實的外交和國際關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94年第一次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恰巧就在華盛頓,那是美國的政策中心。你每天去國會、去智庫都會有大量的政策討論,有很多官員包括前政要都會講政策制定的過程。這就滿足了你的好奇心,你明白,噢,原來政策制定是這么回事!這與我們在書本上、報紙上看到的是很不一樣的。第二,也是為了在研究中獲取素材的需要。因為有很多研究其實你對事實把握的并不充分,或者說報紙上的報道也并不準確,甚至是被歪曲的。所以這就需要你從政策圈去獲得第一手的,比較insightful的資料,這也能為你提供不同的研究視角。因為理論可能沒辦法告訴你從哪個角度分析問題比較得當。第三,中國人多少都講究“經世致用”,你做學問也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不管理科、醫科還是文科都是如此。國際關系實際上應該是實用性很強的學科,應該是能與國際政治的實踐結合起來,指導實踐、解決實踐中的問題的。這樣的研究可能才是有價值、有生命力的。

    政策研究對我起到了很大的幫助。首先就是我了解到了真實的政策制定和外交實踐過程,這和我們在書本上讀到的是很不一樣的。另外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能對一些學術層面的理論、結論和假設進行驗證。如果論證理論的過程只是從學術到學術,那么其實只是一個自我循環,你必須把政策拿過來,驗證是不是這一回事。我們就發現有些理論從政策層面來說只是部分成立,或者說要取決于具體的國家和情況,比如適用于美國的外交和決策過程理論可能就不適用于中國。

    關于從事政策研究所需要的能力,我認為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政策悟性。所謂政策悟性就是理解政策制定和實施背后的邏輯。政策邏輯和學術邏輯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學術文章寫的很好的研究人員就未必能寫出好的政策研究報告,這就說明還欠缺政策悟性。第二就是比較強的國家利益意識。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這就要求你要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要盡可能的去控制或者擺脫個人的偏好。比如從個人的角度你可以說你喜歡現實主義、討厭建構主義,這是可以的。但政策研究不是一回事,因為你要為國家服務。第三,要對你研究的對象國有了解和同情的能力,也就是說要能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樣你才能理解對方的意圖,對方的行為動機,行為的方式等等。這個同情并不是政治上的“同情”,而是一種認知上的共情,能夠明白對方為什么這么想、這么做。這就需要我們的視野要開闊,不能簡單地從我方的角度來研究對方,也不能就事論事,因為很多事情是相互聯系的。

    2021年10月攝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第二部分 學科評論

    國政學人:我們關注到老師您擔任《美國研究》、《國際問題研究》、《國際展望》、美國《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英國《歐洲國際安全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多家國內外國際關系期刊的編委,并且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事務》雜志(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國際顧問。在您看來,中國和國外尤其是西方的國際關系研究存在怎樣的差異?

    吳心伯教授:我國和西方國際關系研究的差異在上世紀80、90年代是很大的,但從21世紀初開始縮小,這可能與中外學術界的互動越來越密切有關。我們很多的研究人員在西方接受教育,成為中西方學術界溝通的橋梁,國內的學者也更多地走出國門。當然,差別還是有的,有些差別在我看來也是必然的。首先比如說研究對象和選題,這個不同國家的學者總有不同的偏好,總歸是從自己國家的角度來考慮他的研究偏好,這個差別是很難縮小的。然后就是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差別我覺得在縮小,特別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們不能講說定量研究方法就是科學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是不科學的,定量只是一種形式罷了?,F在年輕學者中定量研究方法用的多了,但國內學者多數還是做定性研究。第三是觀點的不同,觀點的不同和研究角度的不同也是相關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也是我們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國內國際關系研究的原創性不足。不管是在研究問題、研究范式或者研究理論方面(既包括宏觀理論,也包括中觀、微觀理論)原創性都不足,多數還是借用了西方的各種理論。我覺得研究問題的原創性和研究方法、理論的原創性,這可能是當下中西方國際關系研究最大的區別。今后如何在研究議程和研究方法上真正地確立中國學者的風格和優勢?這可能是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任務。

    國政學人:那么您希望中國的專業學術期刊在推動國際關系學科發展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吳心伯教授:我對期刊的希望是能在議題設置和研究方法上發揮引導作用。在過去的一段時期,中國學術期刊在研究的規范性引導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接下來可能就是鼓勵原創性的研究,就像剛剛講到的包括研究議題、研究方法的原創等等。另外我覺得期刊要做的就是要培養年輕學者。現在有很多期刊不愿意發表年輕學者,特別是研究生、博士生的文章,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文章的引用率不高,會影響他們的影響因子。其實這是不對的。從我們自己的經歷來講,研究生、博士生包括青年學者階段都是學術上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時候。所以那個時候雖然沒有那么有名,卻是在學術上很有激情、有創造力的時候。所以期刊應該敢于去發現他們。從我個人來講,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寫的文章就被老師推薦到《復旦學報》發表,博士生時候寫的文章在《復旦學報》分兩期連載發表,這在現在可能是不可想象的。現在碩、博士生要發文章可以,但也要找知名學者或者導師掛個名才行。我們還有一些做得好的刊物,比如《世界經濟與政治》、《外交評論》、《美國研究》等,他們還在發博士生的文章,我覺得這是可敬佩的。

    國政學人:老師您剛剛多少涉及到了研究方法的問題。那么隨著定量研究方法近年來在國內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界的相對普及和倡導,關于推崇和質疑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的爭論也日趨激烈。結合老師您自身的研究經歷,能否談談您是如何看待不同的學術研究方法的?

    吳心伯教授:我覺得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研究價值,關鍵是學者要應用得當,也就是說什么問題應用什么方法,或者是某些方法的組合,這個是最重要的。有些時候我們看到一些論文,研究者為了用某種方法而用方法,得出的結論卻是可疑的,違背常識的。那就說明他雖然在用這種方法,但他沒有意識到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導致方法的運用不得當。我個人由于學歷史出身,還是偏好定性研究。我覺得無論對人(如決策者個人)、群體或國家的研究,主觀因素是最重要的,包括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同時,對人性或者國家性格,或者說對人和國家行為的研究,要注重主觀+客觀因素的綜合分析,客觀的部分可以運用一些定量,但主觀的部分很難用定量(比如研究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特征),只能用定性。所以國際關系的研究,無論是對人的行為還是國家行為的研究,還是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為輔,這可能是一種比較合適的研究方法的搭配。但在微觀層次一些定量方法是很有用的,比如對一些重要文本的關鍵詞分析能反映出不同領導人偏好的變化,等等。

    第三部分 美國研究

    國政學人:老師您長期研究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美國。我們看到當下美國正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層面發生著深刻變化,特別是特朗普執政以來加速了這一變化的進程。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變化?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又該如何更新、豐富我們的“美國觀”?

    吳心伯教授:美國現在經歷雙重變化。一重變化是美國的轉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轉型。在政治上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這引發了其政治機能的衰退。在社會層面是美國的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引發了價值觀之戰。另一重變化是霸權的衰落,霸權衰落也是由內外因素共同導致的,在內部主要是美國本身經濟的發展、力量的上升在放緩,在外部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的崛起,這使得美國相較他國的力量優勢在縮小。此外,美國進入21世紀以來遭遇的一系列重大挫折,如兩場戰爭、金融危機等也加速了這一衰落進程。這可能是美國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經歷過的變化。不管是從內部因素還是從外部因素來看,美國霸權衰落的過程都是難以逆轉的。我一直在關注的就是這個衰落的過程是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美國觀需要與時俱進。過去我們思考和研究美國是把美國看成一個發展和治理上都很成功的故事。那么之后我們看美國應該既要看到它成功的一面,也要看到它面臨失敗、問題和挑戰的一面,學會多角度地看待美國。我們要繼續關注、研究和總結美國成功的一面,但也一定要關注美國出現問題的一面,包括出現了哪些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還要研究美國的國家轉型和霸權衰落的過程所產生的影響。

    國政學人:剛剛談了美國,那么接下來我們再談談中美關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美關系也正在經歷著深刻地變化。您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出,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中美關系中出現的變化?中美關系的轉型期還將持續多久?您能否設想一下中美關系的新形態或新模式?

    吳心伯教授:我覺得中美關系也是處在全面轉型的時期。首先是力量對比在變化,總體來講是中美力量差距在縮小;其次是中美之間需要進行利益的再分配;再有就是互動模式的調整。這一調整又有三個特點。一是競爭越來越成為主導性的互動模式,二是中美在互動中的地位越來越平等,中國之前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現在中美地位的差距仍存在,但在不斷地縮小,三是中國在互動中越來越主動,對雙邊關系的塑造能力也更強。最后,中美互動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在上升,今后國際秩序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互動的結果。

    上述變化對我們研究的啟發在于,我們需要更新我們中美關系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美關系中,中國因素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過去我們都是研究美國的對華政策,今后我們同樣要把握中國對美政策的變化,包括對美戰略,對美外交思維的變化等等,研究中國因素如何塑造中美關系,如何塑造美國對中國的行為。第二是研究美國如何調整和適應中美關系變化的新形勢。比如在2021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會晤,雙方的激烈交鋒就令美國很不適應,今后美國要慢慢適應。第三是要研究中美關系轉型過程中哪些東西是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要學會升華。中美關系既然要走向21世紀新型大國關系,那么這一關系的內涵肯定有很多是與過去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不一樣的,與一戰、二戰時代的大國關系也是不一樣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什么樣的理論價值、今天新型大國關系的特點和模式是什么、如何推動國際秩序的轉型等重要問題也可以從中美關系中尋找答案,這些都可成為我們長期研究跟蹤的對象。

    國政學人:剛剛我們聊了一些中國的美國問題研究,那么現在我們反過來聊一聊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2020年12月20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先生去世。老師您當時評價他的逝世標志著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一個時代的結束。那么吳老師在您看來,當前的美國青年和中生代學者的中國研究正發生著什么樣的變化?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對學術研究本身以及中美關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吳心伯教授:以傅高義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研究中國的時候很多時候帶有好奇、同情的心理。他們研究中國的過程正好是中美關系正?;?、中國改革開放、中美兩國走近的過程,所以他們總體上是比較積極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和變化的。當然,也有批評的聲音,甚至有一些居高臨下的觀點,拿美國的標準來套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等,但總體上,他們是渴望了解中國,對中國同情,甚至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持肯定、積極看法的。這是老一代研究中國學者的主流特征。

    現在年輕的一代學者則發生了變化。他們研究中國的時候中國在快速崛起,而且被美國看成是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這個時候他們不太可能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去了解中國,而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面,把中國當做對手看待。這樣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就比較負面和消極,總是考慮中國崛起對美國帶來的挑戰和威脅,或者認為中國的發展與他們的期待漸行漸遠,所以不再對中國的發展持肯定態度,給予客觀的評價。他們的研究最關注的就是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對美國帶來的挑戰和威脅,也即“美國怎么辦?”的問題,這就與過去老一代學者的關注點有很大不同。過去是從中國本身來研究中國,現在是根據美國的需要來研究中國。

    為什么年輕一代學者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真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國力量的上升,“第一”大國對“第二”大國產生了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也與中國近年來推進更加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有關,用他們的話來講就是中國更加“咄咄逼人”。第三,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挑戰了他們對中國的預期,沒有按照他偏好的模式去走。這些因素加起來,即力量的變化、中國外交姿態的變化和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共同導致了美國年輕一代學者的這種變化。

    這種變化對中美關系帶來的影響首先在于對華認知的變化,他們的研究會塑造一個更加消極、敵意的對華輿論氛圍,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近年來美國的對華輿論非常的消極,畢竟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在公開場合表達的看法和觀點都是相當負面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另外是可能會引導政府出臺更加對抗性和敵對性的對華政策,因為他們覺得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對手,中美正在漸行漸遠,中美差別越來越大,因此競爭甚至對抗將越來越成為他們對華戰略的基調。

    2021年10月攝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第四部分 青年寄語

    國政學人:在日常教學中,您面向研究生開設了《中美關系研究》、《美國亞太政策》等課程,許多同學都表示收獲良多。請問老師,您在課程設置中特別注重培養同學們哪些方面的能力?為什么要注重這些方面?

    吳心伯教授:研究生課程的教學重點不是知識體系的傳授,而是能力的培養。這種能力既包括理解的能力,也包括思考能力,即能夠產生新觀點的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我希望大家看問題首先要有正確的思路,也就是要從什么角度來看待一個問題。這和之前討論過的研究方法是一樣的,方法使用的關鍵是使用的是否得當。再有就是思考問題的時候要抓住問題的核心和本質,不要迷失在不重要的問題上。其實這些能力也并不是僅僅學術工作才需要,做任何工作都需要。

    國政學人:老師您從1992年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已近三十載,能否請您結合您自身的學術成長經歷談一談,初入學術殿堂的青年學者在學術道路上的“注意事項”?或者要注意避開哪些“雷區”?

    吳心伯教授:首先還是練好“基本功”。這個基本功一方面在于基本的知識儲備,另一方面也在于剛剛講到的能力的培養。除了這兩方面,“基本功”也包括表達能力,不管是口頭表達能力還是筆頭表達能力。第二,青年學者還是要“先精后博”。博士論文是你的第一個做得深、做得實、做得精的領域,工作后可能慢慢拓展到第二個領域。兩個領域跟進一段時間之后再進行拓展。第三,國際學術交流還是很重要的,這對于你的眼界、思路和知識體系都有幫助。

    要注意的“雷區”可能在于以下幾點。第一是研究面不能太窄,這與剛剛講的“先精后博”并不矛盾。做一個小問題的時候你的關注面可以廣一點,不要完全被問題本身所限制住,視野還是要開闊一些。如果關注面過細,你的眼界和知識面可能都會受影響。第二,另一個極端就是“太放”,隨大流,什么問題吃香就研究什么問題。這樣恐怕會做不深、做不實,難以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第三,要注意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研究風格有很多種,有人擅長做理論研究,有人長于定量分析,有人則可結合理論研究與政策研究,等等。

    國政學人:最后想請老師談談您在工作和生活中喜歡閱讀什么書籍?有怎樣的讀書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

    吳心伯教授:我最喜歡看的書還是能夠把歷史、現實和戰略思維結合起來的書。比如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加迪斯的《長和平》,吉爾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等等。這樣的書有歷史的深度,有現實的關聯度,還有戰略的高度,視野開闊,對問題有凝練獨到的看法,幾句話就能把一個問題的實質或國際政治的規律深刻地揭示出來。這樣的書能夠讓人更好地理解人性、理解國家的性格,理解決策者和國家的行為方式,理解國際政治的特征和規律。透過這樣的分析去審視國際政治乃至人類社會的演進,會有“撥開云霧見青天”之效。讀這樣的書會給人一種“智力上的滿足感”。這些書以現在的一些研究標準看來可能“不太科學”,但社會科學主要看的還是解釋力,而非方法。

    國政學人:感謝吳心伯教授對以上問題給予了全面中肯的解答,相信本次對話也會使廣大師生讀者受益良多,再次感謝吳教授對國政學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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